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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未知 作者：admin 日期：2020-12-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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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作为李商隐唯一的一篇檄文，《为濮阳公檄刘稹文》不仅在内容上继承了檄文的一贯特征，如通过阐述敌方的不义来衬托我方的正义，以天时地利人和的外部条件来显示我方军队出征的名正言顺等。而且在形式上采用了骈文的写作手法，运用四六句式、对偶、用典等骈文最突出的特征，将檄文骈化。文章以骈文之笔作檄文，巧妙地将两者的长处融合在一起，从而实现了审美性和实用性的统一。
【关键词】李商隐；《为濮阳公檄刘稹文》；檄文；骈文
《为濮阳公檄刘稹文》是李商隐于会昌三年代其岳父王茂元所撰写的讨伐刘稹的檄文。全文洋洋洒洒两千余字，言辞恳切，情感激昂，从多个角度劝诫刘稹，当为檄文之典范。同时，李商隐又是唐朝一位举足轻重的骈文大家，其骈文作品大都收录于《樊南文集》中。经过分析我们发现李商隐所作《为濮阳公檄刘稹文》具有明显的骈文色彩：运用四六句式、长于对偶、用典精当等。以骈文之笔作檄文，是文章的一大特色。骈文有着“形式上的自足性和体裁上的兼容性”[1]（P102~109），以檄体视之，文章具有檄文的风范，而当檄文被作者骈文化时，我们亦可将其划入骈文之范畴。以骈文之笔作檄文，便成为文章的一大文体特色。
一、《为濮阳公檄刘稹文》的檄文体式
《为濮阳公檄刘稹文》首先是一篇檄文，这体现在历代书籍对于文章的收录情况中。在《李义山文集·卷第二》《全唐文·卷七百七十九》《文苑英华·卷六百四十六》等专著中均将其视为檄文。纵观全文，其檄文的基本体式也是十分明确的。
其一，较强弱而衡权势。《文心雕龙·檄移》篇云：“凡檄之大体，或述此休明，或叙彼苛虐，指天时，审人事，算强弱，角权势。”[2]（P191-192）檄文的主要内容特点为：或讲述我方的美好昌明，或叙述敌方的暴政苛虐，指明天时，审视人事，比较强弱，衡量权势。在文章中，有大量举例来显示刘稹的不利，如将刘稹与赵、魏二侯进行对比：“夫赵魏二侯，于其先也，亲则父子，于其人也，职则副戎，赏罚得以相参，恩威得以相抗，义显事顺，故朝廷推而与之，”[3]（P648）赵、魏两位大臣，对待长辈十分孝敬，对待部下使其才有所匹，赏罚明鉴，名声与威望并存，所以朝廷十分看重他们，这是“休明”的一方。而刘稹与两位大臣相比，“地则相近，职非副戎，赏罚未尝相参，恩威未尝相抗”，[3]（P648）不仅如此，“秘丧则于义爽，拒诏则于事乖”，所以相比于赵、魏二侯，只能是“信事殊而势别矣”[3]（P648），这是相反的一方。又有“计足下当恃太行九折之险，部内数州之饶，兵士尚强，仓储且足，谓得支久谋而使安”[3]（P648），看似一系列的天时地利，实则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隐患，故作者言“危栽此心，自弃何速！”[3]（P649）倘若刘稹拒旨抗命，朝廷发兵，则“魏、卫压其东南，晋、赵出其西北。把距投石者，数逾万计；科头戟手者，动以千群”[3]（P651），而刘稹“以数州之残殍，抗百道之奇兵，比累卵而未危，寄孤根于何所”[3]（P651）。强弱之比立显，权势之衡立判。
其二，以古为鉴，预测吉凶。《文心雕龙·檄移》篇云：“标蓍龟于前验，悬鞶鉴于己然。”[2]（P192）用以往的事例来预兆当前事的吉凶，是古代劝谕常用的一种方法。刘稹是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的侄子，作者先列刘从谏“不从逆命，翻身归国。全家受封，居韩之西，为国之屏，弃代之际，人情帖然”[3]（P647），讲述其叔父对国家、朝廷的忠诚。因“不从逆命”，所以“主上深固义烈，是降优恩，盖将显足下之门，为列藩之式”[3]（P647）。在这里作者强调刘从谏的忠诚，实际上是与刘稹的“失忠”对比，用刘从谏的忠诚而背惠，暗示刘稹因不义遭讨伐。在第四段开头提到“代宪四祖，文明继兴……咸逆天用人，背惠忘德。据指掌之地，谓可逃刑；倚亲戚之私，谓能取信”[3]（P648），而“一旦地空家破，首裂支分，暗者不能为谋，明者固以先去”[3]（P648），只能“悔而莫及，末如之何”[3]（P648~649）。当时，刘稹在刘从谏去世后，秘不发丧，自领留后，文章中“倚亲戚之私”便是暗指刘稹夺权之事，最终的“地空家破，首裂支分”便是刘稹拒不从命的结果。文章结尾直言“惟鉴前代之成败，访历事之宾僚，思反道败德之难，念顺令畏威之易”。[3]（P651）以前代之功过，昭今人之成败，以古为镜，成败了然。
其三，征伐叛党用檄。在古代各种文体中，檄、移和露布的文体是相近的，所以经常三者并提。关于檄与移的区别，《文心雕龙·檄移》篇云：“檄移为用，事兼文武。其在金革，则逆党用檄，顺命资移。”[2]（P192）檄和移可以兼用于文教和军事，用在军事上，对叛党用檄，对归顺者用移。檄与露布的区别在于，露布主要用来传递军事捷报，一般作于战争之后；而檄文主要是用来讨伐敌方，为发起战争而正名，一般作于战争之前。另外，檄文的创作格式也大体明晰：第一部分开宗明义，阐述立论观点；第二部分以“己方述明”显“敌方苛虐”；第三部分劝谕对方，力图达到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。在原文中，作者的立论是十分鲜明的：先言“择福莫若重，择祸莫若轻，一去不回者良时，一失不复者机事”，[3]（P646）是“开宗明义”。之后，作者用大量笔墨铺陈刘稹叔父刘从谏的忠诚，反复对比刘稹与其叔父及其他官将，意在明示刘稹必败，此为文章核心。而在最后，“在败之举，慎惟图之”，[3]（P651）揭示刘稹必败的事实，劝诫其慎重考虑，是首尾呼应，点明中心。檄文的结构一目了然。
二、《为濮阳公檄刘稹文》的骈体书写
《为濮阳公檄刘稹文》亦称《为濮阳公与刘稹书》，在《樊南文集详注》中便以此名收录全文。结合李商隐的生平及创作状况，其骈文创作一直为人所称赞。于景《中国骈文通史》称其“写骈文起初师法令狐楚，后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卓然为晚唐骈文第一写手”。[4]（P619）《为濮阳公与刘稹书》虽为檄文，但其所体现的骈文特点也显而易见。
其一，“四六文”句式。骈体文又称“四六文”，这也是其最明显的外在特点。李商隐在《樊南甲集》序中称自己的文集是《樊南四六》。《文心雕龙·章句》篇云：“笔句无常，而字有常数，四字密而不促，六字格而非缓，或变之以三、五，盖应机之权节也。”[2]（P310）文句的变化虽然没有定数，但是句子的长短却可以产生不同的阅读效果。四字句短小但不紧促，六字句偏长但不拖沓，即便有时变为三字句、五字句，也是为了适应情势的需要而加以变通。文章中有大量的四言句、六言句并举，读起来朗朗上口，如“乃眷后生，蘧乖先训，迁延朝命，迷失臣职，不思先縠之忠，将覆栾书之族”[3]（P647）“丧贝跻陵，飞走之期既绝；投戈散地，灰钉之望斯穷”[3]（P651）“太行之险，固不为悖者之守；数州之众，固不为邪者之徒”[3]（P649）等。为避免过于整饬而流于呆板，李商隐也适度调整五言、七言的比重：“择福莫若重，择祸莫若轻，一去不回者良时，一失不复者机事”[3]（P646）“山高则祈羊自至，泉深则沈玉自来”[3]（P648）“从诸侯之末，下飞狐之口，入天井之关”[3]（P651）等。孙德谦《六朝丽指》言：“作骈文而全用排偶，文气易至窒塞。即对句之中亦当少加虚字，使之动宕。”[5]（P8435）李商隐作骈文不拘泥于四六字句的限制而挥洒自如，各类句式错综交横，这恰恰让文章避开了骈文古板的窠臼。
其二，长于对偶。“言对为美，贵在精巧”。[2]（P320）关于对偶，有四对之说：“言对者，双比空辞者也；事对者，并举人验者也；反对者，理殊趣合者也；正对者，事异义同者也。”[2]（P318~319）所谓言对、事对、正对、反对是骈文中对偶选取的基本标准。这四对之中，又有难易优劣之分：“凡偶辞胸臆，言对所以为易也；征人之学，事对所以为难也；幽显同志，反对所以为优也；并贵共心，正对所以为劣也。又以事对，各有反正，指类而求，万条自昭然矣。”[2]（P319）可见，事对要比言对困难，反对又要比正对出色。文章中，“智士之所寒心，谋夫之所齚舌”[3]（P647）为言对，“夙沙之国，缚主之卒重生；彭宠之家，不义之侯更出”[3]（P649）为事对，“将倚以为墙藩，托以为羽翼，使之谋取，使之数求”[3]（P648）为正对，“暗者不能为谋，明者固以先去”[3]（P648）为反对。义山文章对偶之精巧，可见一斑。
其三，用典精当。刘勰云：“事类者，盖文章之外，据事以类义，援古以证今者也……然则明理引乎成辞，征义举乎人事，乃圣贤之鸿谟，经籍之通矩也。”[2]（P339）周文王在解释爻辞时，援引商高宗征伐鬼方及箕子的坚贞来说明含义，胤国国君征讨羲和引《政典》的教训，盘庚以迟任的话来训诫人民。宋代吴炯在《五总志》中谈及李商隐用典时说：“唐李商隐为文，多检阅书史，鳞次堆集左右，时谓为獭祭鱼。”[6]（P12）在《为濮阳公檄刘稹文》中，其用典也是恰到好处的。一为“山高则祈羊自至，泉深则沈玉自来”[3]（P648），这句话出自《管子》，原为“山高而不崩，则祈羊至矣；渊深而不涸，则沉玉极矣”[7]（P5）。意为山高而不崩颓，就有人烹羊设祭；渊深而不枯竭，就有人投玉求神。用在此处，则是规劝刘稹须礼贤下士，重义轻财，只有“己立”才能“人归”，“身正”然后“士附”。二为“政乱则勇者不为斗，德薄则贤者不为谋”[3]（P648）。原文出自《淮南子·主术训》：“下扰则政乱，民怨则德薄。政乱则贤者不为谋，德薄则勇者不为死。”[8]（P289）民众不安则政局混乱，民众怨声载道则证明君主恩德不足。政局混乱则贤人明士拒绝为君主出谋划策，君主恩德浅薄则英勇之人不会为君主舍身报国。用在此处为告诫刘稹莫要一意孤行。三为“夙沙之国，缚主之卒重生；彭宠之家，不义之侯更出”。[3]（P649）此处引用出自《吕氏春秋·离俗览》：“夙沙之民，自攻其君，而归神农。”[9]（P1280）联系上下文，此处引用夙沙国民反叛和彭宠被家奴所灭两个事例来警醒刘稹，刘稹领地不如齐、蔡，统治时间不及李、吴，若是强行与朝廷作对，恐怕下场与夙沙国君、彭宠无异。此三处用典，皆为李商隐为服务文章主旨而引，妥帖而精当。
三、以骈文之笔作檄文的文体特色
唐代中期，以韩愈、柳宗元为首的文人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，旨在打破由骈文主导的文坛风气，提倡用古文写作，韩愈更是凭借“师其意不师其辞”“惟陈言之务去”“文以明道”等主张成为古文创作大家。一时间，古文风盛，而骈文式微。“但散体文的勃兴和它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优越性，并未能使骈体文绝迹，这是因为唐、宋取士和在公牍文领域还在使用骈体”。[10]（P162）逮至唐朝后期，韩愈弃世之后，古文运动便失去了领袖人物，其创作也朝着艰涩怪癖之路一去而不复返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骈文的创作转而兴发起来。“骈文的复兴是古文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，而骈文之所以复兴，却又与古文运动的影响和局限有关”。[11]（P163）李商隐就是在此时扬起了骈文的大旗。
关于李商隐由古入骈之缘由，有研究者认为李商隐是“身不由己”。李商隐为入幕府，跟随令狐楚学习骈文写作，而令狐楚正是依靠骈文起家得到了皇上的喜爱。李商隐在《李义山文集·樊南乙集序》中称作骈文“非平生所尊尚，应求备卒，不足以为名，至欲以塞本胜多爱我之意”[3]（P217），这一言论可支持上一观点。也有研究者认为李商隐习得骈文虽为偶然，但其本人对于骈文也是十分喜爱的，如他在《樊南甲集序》中说：“仲弟圣仆，特善古文，居会昌中，进士为第一二。常表以今体规我，而未能焉休。”[3]（P1713）这里的“今体”便是指代骈文，而“未能焉休”更是一语道出李商隐对骈文的爱不释手。在笔者看来，后一种更能代表李商隐对于骈文的态度。李商隐由古文转骈文，应当是一个综合因素下的结果。而留存下来的众多骈文中，艺术价值已经相当出彩。在李商隐其他用骈体写作的文章中，如《代仆射濮阳公遗表》《为张周封上杨相公启》《上河东公启》等，对偶、用典、藻饰、声律无不协调，而且还摒弃了六朝骈文一直以来存在的内容空虚和思想贫乏的特点，可以说是别具一格，正如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评价所言：“李商隐骈偶之文，婉约雅饬，于唐人为别格。”[12]（P603）
李商隐的骈文成就证明了文章的价值，从内容结构的角度来看，用骈文之笔作檄文则打开了叙述方式的新世界。对于骈体写作的檄文到底能否归类于骈文当中，吕双伟说：“骈赋属于骈文，并不损害其赋体文学特征，如同诏、诰、诔、铭等文体一样，虽骈化时属于骈文，但仍有自己的特征。”[1]（P102~109）那么同样，用骈体写作的《为濮阳公檄刘稹文》，也不影响它作为檄文的特征，而在进行文体划分时，我们也可将其归入到骈文当中进行研究。“定体则无，大体须有”。[13]（P427）《为濮阳公檄刘稹文》就是一篇以檄体为基础，用骈文手法写作的文章，在保持檄文言辞激烈、劝谕敌军、以对比手法显强弱、以古今之事喻成败等特点的同时，加之骈文的艺术特征，四六句式使其语句铿锵，用典使其语义深刻，对偶使其文章整饬，从而达到审美性和实用性的统一。
清代朱鹤龄在《新编义山文集序》中评价道：“若夫《雪皇太子书》《谕刘稹檄》，则侃论正辞，有风情张日，霜气横秋之概。”[14]（P312~313）《为濮阳公檄刘稹文》正是因恰到好处地吸收了檄文的内容风格和骈文的行文手笔，才展现出了与以往檄文不同的艺术特色。在檄文写作由古文向骈文演变的过程中，此篇也是具有关键意义的。而作为李商隐唯一的一篇檄文作品，也将继续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为后人所欣赏。参考文献详见牡丹江大学学院学报，欢迎大家向牡丹江大学学报。
